对响应袁绍、起兵讨董之事，戏志才诸人各有见解。
讨董是件大事。
不但关系到荀贞本人，也关系到他这个政治小集团的整体利益，因而，除了戏志才，荀攸、许仲、荀成、辛瑷、程嘉、姚昇，包括刘备等人也都被荀贞召来了。
戏志才等人作为荀贞的亲信，他们是知道的，荀贞一直有讨董之意，当日在洛阳时，荀贞就是“主战派”，或称之“强硬派”，就曾多次建议袁绍应当立即起兵讨董，但当时“在洛阳起兵讨董”和现下“由州郡起兵讨董”却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。
用姚昇的话说：“今之形势较之当日，已大不同矣！”
“有何大不同？”
“明公这是在明知故问了。”
荀贞确是在明知故问，但讨董是件大事，他和姚昇知道如今的形势已和当日不同，荀攸、戏志才等也能看出来，可许仲、刘备等接触政治少的可能却还不知，所以他需要姚昇把这个“大不同”说出来，以使在座诸人皆心中有数，他笑道：“何来明知故问？叔潜，你就直言吧。”
“明公既固问之，我就说一说我的陋见吧。以我之见，现今与当日形势的不同有二。”
“第一是什么？”
“当日董卓初入京，麾下兵卒不多，而刚才听明公讲现今的洛阳形势，董卓却是已经一揽兵权，故执金吾丁原部、故大将军部、故车骑将军部，加上部分北军、西园的将校兵士，以及董卓已然入京的本部主力，粗略计之，恐不在十万众之下，这十万众可不是黄巾，而是甲械精良，并且大多是经过战阵的精卒，又据洛阳之雄城，环有八关之隘险，这和当日董卓初入京时兵微将寡、立足未稳、易於取之的形势相比，已是天翻地覆之变，讨之将大不易也。”
“其二呢？”
“董卓初入京时，不过一‘并州牧’，现今却已是朝堂‘司空’，独擅朝权、操纵汉家，纵其欲行废立之事，也是朝廷之事、汉家之事，该是由朝中诸公决之。当日董卓初入京时，袁本初以司隶校尉之尊、以袁氏之贵而不敢击之，现在他挂印北遁，一介白身矣，却又打算起兵讨董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逆犯朝纲！冀州牧韩馥是袁家的故吏，纵便是有他的支持、响应，这也是‘以州郡而犯神京’！名不正、言不顺，以我愚见，天下郡国虽众、袁氏虽贵，而肯从袁本初者怕却也会不多，即使再有明公、有张孟卓、有曹孟德诸人相助，此事亦难成也。”
姚昇的这两个“大不同”分别是从军事、政治这两个角度分析的。
军事这方面，西园八校尉部是刚组建不久的新军，战斗力可能不强，北军荒於武事，战斗力本来也不强，但到底前几年跟着皇甫嵩、朱俊、卢植击讨过黄巾，却也是经历过大规模的战阵了，战斗力有了提升，更就别说董卓的本部和丁原的并州兵，这两支人马都是善战精卒。
就如姚昇的分析，董卓现掌控的军队大约十万上下，这十万步骑中有七八万都是经历过战阵的敢战老卒，绝对是一支雄厚的军事力量，再加上有八关之固、有地利之便，击之确实不易。
政治这方面，董卓初入京时，是并州牧，是个外臣，现在他是司空，已是中央朝廷的三公之一，司空“掌水土事，凡郊祀之事，掌扫除乐器，凡国有大造大疑、谏争，与太尉同”，换言之，董卓已有了名正言顺的议论朝政之权，他现在想废立天子，即使这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，可归根结底，这件事却也是在“行政的程序”中的。
就像姚昇说的，不管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，只从表面来看，这毕竟是“朝廷之事、汉家之事”，是“该由朝中诸公决之”的，你袁绍不答应，你挂了印，你连司隶校尉都不是了，你现在只是一介白身，却要跑去冀州搞起兵讨董，这不是“逆犯朝纲”是什么？
所以他推断：“天下郡国虽众、袁氏虽贵，而肯从袁本初者怕却也会不多”。
一方面是董卓兵强将勇、占地利之便，一方面是袁绍“理亏”，响应他的地方郡国可能会不多，那么讨董这事儿显然是难成的。
荀贞点了点头，心道：“姚叔潜的话倒是没错。”
他从后世穿越来的，知道讨董的经过，所以虽然现在还没开始起兵讨董，却也知道姚昇的分析、判断是完全正确的。
首先，在原本的历史上，促成讨董这件事的固是袁绍等人，可真正起到讨董的关键推动作用的却是桥瑁，要非是桥瑁的“诈作三公移书，传驿州郡，说董卓罪恶，天子危逼，企望义兵，以释国难”，没有他“诈以三公为名，呼吁州郡起兵”，拿出“三公”来做“讨董”的政治号召，袁绍再能耐，讨董这事儿也不一定能做起来。
其次，即便是有了桥瑁的“诈作三公移书”，响应袁绍起兵的那些州郡长吏们也不多，只有十来人，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和袁绍关系紧密的人，袁绍、袁术、袁遗三人不说，都是袁家子弟，韩馥是被迫的，其余的那几个如孔伷、桥瑁、刘岱、王匡、张邈、张超、鲍信、曹操等，则要么本就是袁党中坚、要么是一向和袁绍交情极佳、又要么是早就依附袁绍了的。
像李瓒、陈纪等等这些也是一郡太守，同时也是党人名士的诸人就没有一个响应袁绍的，徐州刺史陶谦去年刚击破徐州黄巾，手中很有兵马，可也没有跟着袁绍起来讨董，只是坐观而已，由此就可看出，“讨董”这个事儿的本质不是“天下郡国讨董”，而其实只是“袁党讨董”。
既然即便有了“诈作三公移书”，也是响应寥寥，只是“袁党”讨董，而在起兵后“这些讨董诸侯”又是各有心思，仅仅是表面上遵袁绍为盟主，实际上并不肯卖力去击董卓，那么这件事最终的结果自然也就如姚昇的判断了：“亦难成也”。在原本的历史中，也确实没有成功。
不过，话说回来，这件事虽没成功，可它的意义却是长远的。
最关键也是最主要的一个意义：这件事在“讨董”上虽没能成功，但却“成功”地揭开了“汉末乱局的大幕”，而参与此事的诸路诸侯，因是“乱局大幕”的直接揭开者，在一定程度上就占到了一定的先机。
所以，讨董这事儿成不成功不重要，荀贞认为，重要的是一定要参与进去，不但要参与进去，还要争取做出一定的成绩，以把自己和那些怯战、自保的诸侯们区分开来，获取更大名声。
荀贞笑问左右：“叔潜此话，卿等以为如何？”
“今之局势较之往日虽已有大不同，但讨董这件事，还是要做，而且是必须做的。”
诸人转目观之，说话的是戏志才。
荀贞问道：“志才此话怎讲？如叔潜所言，讨之不易，为何还必须做？”
“昔晋周受厉公之逐，客居洛阳，身虽不在国内，而‘晋国有忧，未尝不成，有庆，未尝不恰’，何故？‘为晋休戚，不背本也’。今君侯与袁本初亦可谓‘休戚相关’，袁本初如败，君侯何去何从？”
“晋周”即晋悼公姬周，姬周是春秋时期最为杰出的君主之一，他年少时，因受晋厉公的排挤而不得不客居周地洛阳，虽然身没有在晋国的国内，但每当听到晋国有战乱忧事，他就忧心忡忡，每当听到晋国有什么喜庆的事情，他就非常高兴，这是因为他虽然被排挤出了晋国，可他毕竟是晋国的“公子”，他的命运和晋国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。
放到眼下来说，荀贞和袁绍的命运如今也是“休戚相关”。
他和曹操交往甚密，很早前就因为曹操的引荐而成为了袁党一员，“魏郡太守”、“颍阴侯”、“左中郎将”，包括现在的“广陵太守”都是袁党给他活动来的，他和袁绍见面的次数虽然不多，然在时人眼中，他早已是“袁党”的骨干了。陶谦虽然恼怒他不给自己面子，但为何却也不得不忍下这口气？不就是因为把他看做了袁党的骨干，实际上是忌惮他背后的袁绍？
就如戏志才、荀攸等人和荀贞的命运现已是休戚相关，荀贞和袁绍的命运也早已是休戚相关了，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，尤其是在颍阴荀氏有多年未曾有人出仕朝中、地方，政治影响力大不如前的这个背/景下，荀贞现阶段更是需要依靠袁绍、曹操等袁党的这些人。